研究速递|幕后推手:中国商业主权贷款进入非洲发展融资市场
中国在海外开展发展融资的金融机构组成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至2019年间,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了中国对非洲的主权贷款,累计承诺在交通、能源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入逾1430亿美元。然而自2018年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承贷规模急剧萎缩,年度放款额从2018年超过280亿美元的峰值,降至2023年的25亿美元。
中国在海外开展发展融资的金融机构组成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至2019年间,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了中国对非洲的主权贷款,累计承诺在交通、能源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入逾1430亿美元。然而自2018年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承贷规模急剧萎缩,年度放款额从2018年超过280亿美元的峰值,降至2023年的25亿美元。
随着中国发展融资规模持续扩大、与全球南方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评估其增长效应及内在机制变得日益重要。最新政策简报系统梳理了中国发展融资成效的最新实证研究,识别其独特特征,并就如何增强其影响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于2019年推出的“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BRI-DSF),拓展了中国融资机构内部评估和监管要求之外已有的评估工具。作为新型双边贷款大国,中国是如何与既有国际规范互动的?
至2025年初,债务偿付压力已明显加剧。在56个发展中国家,利息支付已超过政府收入的10%——是十年前水平的两倍——其中17个国家更是超过了2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警告称,如果得不到大幅度的债务减免,发展领域可能面临“失去的十年”。
随着“一带一路”迈入第二个十年,风险评估和债务管理对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作为评估债务可持续性的可选工具,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财政僵局:这些国家亟需增加社会与气候领域投入,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然而,财政空间不足、资本流动逆转、利率持续攀升以及由此引发的债务困境,均制约了新增投资。
全球南方各国需要逐步增加投资,以改善其人民福祉,并促进低碳、公平、具有韧性的增长。同时,各国必须避免气候变化和社会不稳定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和经济损失。保守估计,每年投资需3万亿美元,其中1万亿美元来自外部。然而,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IFA)远未能实现这样的资金动员。
在新著《中国与全球经济秩序》(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中,Gregory T. Chin 和 Kevin P. Gallagher 追溯了中国在转型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并塑造新全球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该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其“全球中国”系列,系统梳理了自1980年中国重返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以来至2025年的发展历程。
到2030年,除中国外的中低收入国家每年必须筹集高达3万亿美元的资金,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并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而过去几年发展融资大幅放缓的现状,让这一挑战更趋复杂。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最新工作论文深入探讨了该挑战,并特别聚焦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自成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上一直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为面临收支和宏观金融压力的国家提供融资。然而,在 21 世纪,国际救援贷款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经常以补充资金“共同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美国,已不再提供主权救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提供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当,并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大额国际收支贷款和外汇互换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