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迈向2030年:中国发展融资将扮演何种角色?

作者:Rebecca Ray
到2030年,除中国外的中低收入国家每年必须筹集高达3万亿美元的资金,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并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而过去几年发展融资大幅放缓的现状,让这一挑战更趋复杂。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最新工作论文深入探讨了该挑战,并特别聚焦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如图1所示,2020年后,中低收入国家从外部获得的“净转移额”明显减少。所谓“净转移额”,就是一个国家新得到的资金减去它偿还的本金和利息。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整体上他们仍然在获得更多的资金流入,但有两个特殊情况除外:一是来自中国的公共和公共担保(PPG)债务净转移额,二是来自债券持有人的净转移额。
图1:按债权国与借款国组别划分的公共和公共担保(PPG)债务净转移情况
(1)除中国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PPG债务净转移额

(2)符合国际开发协会(IDA)条件国家的PPG债务净转移额

这种下降,主要和中国主权贷款的变化有关。过去几年,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主权贷款迅猛增长,随后又走向下滑——新增放款减少,而之前借出的资金也到了还款期限。如图2所示,2009年以及2015-2017年期间,中国海外发展融资曾两度超过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新增贷款额。但从那以后,中国的年度贷款金额已降至每年100亿美元以下。
图2:2008-2024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主权融资承诺额(十亿美元)

这份工作论文总结了中国贷款快速增长以及随后出现的“负净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与风险。同时,该论文探讨了何种情况重启贷款是有益的,以及如何尽量减少近期“负净转移”带来的经济风险,并提出了相关政策意见。
中国发展融资与其他贷款方的对比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融资与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差异,其中包括资金成本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系。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官方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始终高于世界银行的贷款利率,但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不过,这一趋势近期开始逆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作为世界银行面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窗口,其利率正在快速攀升。
图3:2000-2023年中低收入国家新增PPG债务的加权平均利率(按债权方分类)

不过,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表明,中国的发展融资与借款国的经济增长关联更为紧密。这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比多边开发银行更注重基础设施和公共资产投资,这有助于破除经济发展瓶颈,推动借款国更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表1显示了中国基础设施贷款的行业分布情况,其中交通和能源项目尤为突出。
表1:2008-2024年中国融资支持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除了表1所示的公共资产建设外,考量其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同样重要,因为自然资本作为另一层级的基础设施,支撑着所有经济活动。近期研究表明,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与借款国的自然资本增长呈负相关,且相较于世界银行的贷款,其对生物多样性及高度依赖自然资本的土著社区造成的风险更高。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加强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以在巩固已建成基础设施的固定资本同时,避免侵蚀自然资本。
中国近期净转移额与其他贷款方的对比
如上文图1所示,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PPG债务的“净转移额”已由正转负。图4进一步展示了这一变化细节,主要关注那些符合国际开发协会(以下简称IDA)条件、高脆弱性的低收入国家。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官方放款额达到峰值后稳步下降;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偿还给中国的贷款本息在2022年达到峰值,并且始终高于获得的新贷款,导致整体“净转移额”呈负值。
图4:2000-2023年中国向 IDA 国家提供公共和公共担保贷款的拨付款项、利息与本金偿还金额及净转移额(十亿美元)

但图1同时揭示,这种“净转移额”由正转负的现象,对于经历本国经济波动的贷款方而言,其实并不罕见。例如在2000年代中期,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就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图5的对比显示,虽然中国的年“净转移额”已跌至-39亿美元的低谷,但巴黎俱乐部在2005年遭遇过更严重情况,曾降到-94亿美元。因此,中国的“负净转移”符合历史规律,这也印证了最新研究结论:贷款方的“净转移额”往往与其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步变动。
图5:2000-2023年中国与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向 IDA 国家的净转移额

事实上,如图6所示,中国自身也面临来自国际贷款方的 “负净转移”的压力,这使其国内经济前景更趋复杂。2022年,中国流入的“净转移额”跌至-247亿美元,虽在一年后回升至-186亿美元,但仍持续处于负值区间。
图6:2000-2023年对中国的公共和公共担保信贷净转移额

中国对IDA借款国的净资金转移
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国的“负净转移”相对集中于少数借款国。图7显示了2023年这些“净转移”资金占各国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萨摩亚、马尔代夫、汤加和缅甸这四个国家的“净转移额”占政府支出比例超过5%,另有塔吉克斯坦、多哥、苏丹、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干达五个国家该比例超过2%。
图7:2023年中国对 IDA 国家的净资金转移占政府支出比重(%)

和整体上 IDA 国家的“净转移”情况类似,我们在观察中国对某个国家的资金流动时,也需要放在所有债权方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图8展示了各 IDA 国家从不同类型的债权方获得的“净转移”情况。根据“净转移”负值最大(也就是偿还多、获得少)的债权方分类:26个国家从中国获得的“负净转移”超过其他任何债权方,5个国家的“负净转移”主要来自于巴黎俱乐部,7个国家来自多边债权人,15个国家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个国家来自债券持有人,7个国家来自其他债权人。图8中的黑线代表总“净转移额”。在“中国”这一类中,有9个国家的总“净转移额”为负值,这意味着它们从其他债权方获得的新资金不足以抵消对中国的还款压力。这9个国家分别是:萨摩亚、刚果、汤加、喀麦隆、缅甸、巴基斯坦、瓦努阿图、塔吉克斯坦和肯尼亚。
图8:2023年各债权方对 IDA 国家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净转移及总额(占政府支出%)

尽管这些“负净转移”对特定国家影响显著,但值得强调的是,对大多数 IDA 国家而言,其外部PPG债务的最大债权方仍为多边债权人。如图9所示,在73个国家中,有48个国家的PPG债务主要来自多边债权人,中国(10个国家)位居第二,随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个国家)、债券持有人和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各3个国家),另有4个国家的最大债权方为其他债权人。
图9:2023年 IDA 国家外部PPG债务存量构成

图10展示了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各国到期债务偿还额的类似分布情况。同样,未来五年内,大多数 IDA 国家(73个中有43个)预计主要偿还对象仍为多边债权人。除此之外,中国是13个国家的主要偿还对象,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4个国家),债券持有人(3个国家),其余6个国家则需主要偿还其他债权人。
图10:2026-2030年 IDA 国家外部PPG债务偿还构成

重振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国际发展融资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动员发展融资、支持公共资产建设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在最小化借款国与自身经济风险的同时,再次扮演这一角色?论文提出了“五管齐下”的方略,既能应对近期风险,又能把握长期机遇:
第一,以更低利率开展人民币债务再融资。当前中国国内利率已低于西方金融机构利率,这为各国用人民币进行债务再融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第二,将高风险贷款置换为长期人民币债券。通过债券化,可提升资产的可交易性,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创造未来增长空间。
第三,向无需债务重组的国家提供绿色增长领域的新型长期贷款。此类贷款应聚焦具体项目,而非自由支配用途,避免单纯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
第四,在具备制造业基础的国家开展合作型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金融与投资的协同,推动当地工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第五,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确保人民币流动充足,为人民币债务偿还提供支持,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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