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幕后推手:中国商业主权贷款进入非洲发展融资市场
中国在海外开展发展融资的金融机构组成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至2019年间,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了中国对非洲的主权贷款,累计承诺在交通、能源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入逾1430亿美元。然而自2018年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承贷规模急剧萎缩,年度放款额从2018年超过280亿美元的峰值,降至2023年的25亿美元。
中国在海外开展发展融资的金融机构组成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至2019年间,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了中国对非洲的主权贷款,累计承诺在交通、能源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入逾1430亿美元。然而自2018年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承贷规模急剧萎缩,年度放款额从2018年超过280亿美元的峰值,降至2023年的25亿美元。
中国于2019年推出的“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BRI-DSF),拓展了中国融资机构内部评估和监管要求之外已有的评估工具。作为新型双边贷款大国,中国是如何与既有国际规范互动的?
至2025年初,债务偿付压力已明显加剧。在56个发展中国家,利息支付已超过政府收入的10%——是十年前水平的两倍——其中17个国家更是超过了2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警告称,如果得不到大幅度的债务减免,发展领域可能面临“失去的十年”。
随着“一带一路”迈入第二个十年,风险评估和债务管理对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作为评估债务可持续性的可选工具,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
能源贫困是非洲普遍且长期存在的发展难题。尽管非洲大陆自然资源丰富,但对于发电装机容量不足、发电站老化、制度薄弱、能源融资匮乏的国家而言,“资源诅咒”依然存在。此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非洲大陆面临着严重能源赤字,支持低收入群体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
自成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上一直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为面临收支和宏观金融压力的国家提供融资。然而,在 21 世纪,国际救援贷款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经常以补充资金“共同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美国,已不再提供主权救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提供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当,并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大额国际收支贷款和外汇互换额度。
最新工作论文探讨了中国在创新政策融资方面的指导经济模式,为有关去风险化国家、新发展主义替代方案以及经济国策的讨论做出贡献。论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专门用于资助产业政策中以创新为核心部分的国有非银行金融渠道——政府引导基金,探索了相比于欧洲去风险化国家或像韩国等自由发展型国家所采用的政府风投工具,政府引导基金的独特之处。
中国海外贷款因其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而备受关注,但因其对主权债务的影响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然而,海外融资所涉及的机构和工具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迄今为止融资一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主导,但随着各种商业债权人参与度的不断提升,融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
外国直接投资经常被认为是中低收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增长的关键。然而,尽管外国投资大有可为,像哥伦比亚这样有能力迅速扩大太阳能规模的国家却仍面临着能源危机。为什么在有经验丰富的外国投资方的国家太阳能安装速度放缓,而在经验较少的国内企业所在的国家,安装速度却持续稳步增长?
2008~2019年间,拉美国家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借款1320亿美元,从世界银行借款 1550亿美元。自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已有20多个拉美国家加入了该倡议。此外,该地区也是美国官员在2021年宣布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之后访问的第一个地区。拉美国家在选择对外发展伙伴时有哪些潜在驱动因素,又如何在中美之间实现开发性金融的多样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