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幕后推手:中国商业主权贷款进入非洲发展融资市场
中国在海外开展发展融资的金融机构组成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至2019年间,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了中国对非洲的主权贷款,累计承诺在交通、能源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入逾1430亿美元。然而自2018年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承贷规模急剧萎缩,年度放款额从2018年超过280亿美元的峰值,降至2023年的25亿美元。
中国在海外开展发展融资的金融机构组成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至2019年间,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了中国对非洲的主权贷款,累计承诺在交通、能源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入逾1430亿美元。然而自2018年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承贷规模急剧萎缩,年度放款额从2018年超过280亿美元的峰值,降至2023年的25亿美元。
全球南方各国需要逐步增加投资,以改善其人民福祉,并促进低碳、公平、具有韧性的增长。同时,各国必须避免气候变化和社会不稳定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和经济损失。保守估计,每年投资需3万亿美元,其中1万亿美元来自外部。然而,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IFA)远未能实现这样的资金动员。
到2030年,除中国外的中低收入国家每年必须筹集高达3万亿美元的资金,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并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而过去几年发展融资大幅放缓的现状,让这一挑战更趋复杂。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最新工作论文深入探讨了该挑战,并特别聚焦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领导人即将前往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拉共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此次会议或应视作当前外交与经济对话的一次延续,而非聚焦新的重大承诺。本届会议有望推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继续深化已有合作。
近年来,以公共债务作为财政政策基石的固有思维正受到质疑。多数国家通过明示或暗示的财政规则将债务水平作为政策锚点。然而,发达经济体在近期通胀周期前经历的长期低利率环境,促使学界重新评估公共债务成本及财政政策的深层职能。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已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发展融资提供国。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重申将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其广阔的金融市场,并鼓励非方发行熊猫债券。与此同时,中国承诺提供总额达510亿美元的各类融资支持。这项倡议为长期依赖欧洲债券市场高息借贷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使其能够通过中国的债券市场,以相对较低利率获取资金。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需要即时、分阶段注入投资以实现气候与自然保护目标:根据国际气候融资问题高级别专家组的报告,每年需要1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用于气候投资,以及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这些数字看似庞大,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由此也引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问题:该以何种方式、何种形式调集资本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关键转型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中国则是太阳能和风能制造和组装的重要参与方,因此中国-拉加关系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关键枢纽,很可能决定着全世界能源目标能否最终实现。2022年8月,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太平洋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召开了美洲发展与环境工作组会议,制定了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议程,以应对转型材料大宗商品繁荣期的挑战。
作为最广为人知的国家政策之一,中国的一孩政策影响了数亿中国公民长达几十年。通过这项政策,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了人们能做出的最个人、最私密的决策之一。尽管这并非其初衷,但通过降低生育率、让妇女摆脱传统的生育角色、使中国家庭更关注女性儿童,这项政策重塑了性别规范,并对性别平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政策在2015年的撤销也同样对性别平等产生了重要的潜在影响。作为“暑期实地考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Si Wu的研究将探讨该全国性的政策变化。
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三年以来,极端气候灾害频生,将数百万人推向饥饿和贫困的边缘。受到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叠加影响,许多国家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的进展出现倒退。在发表于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新工作论文中,我们探讨了自然资本、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着重关注发展融资在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