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GCI

研究速递｜电厂转型和减排技术无法防止2°C情景下的煤电资产搁浅

化石燃料的持续开发使现有资产面临超出“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C以下”的容量的风险。电厂转型和新的减排技术可能会使其实现更平稳的过渡。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新的期刊文章中， Yangsiyu Lu、Francois Cohen、Stephen M. Smith和Alexander Pfeiffer量化了未来技术可用性对化石燃料发电厂搁浅（即退役或未充分利用）需求的影响。

研究速递｜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公报，2022年版

《中拉经济公报(2022年版)》为第七份年度报告，今年更是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加勒比地区。在公报中，Zara C. Albright, Rebecca Ray 和 Yudong (Nathan) Liu一起，总结并综合分析了中拉经济关系趋势，旨在为分析师和观察家们提供便利参考，以帮助他们在相关数据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了解中拉经济关系格局的持续变化。

研究速递｜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非洲贷款情况

2020年，由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运营的中国对非洲贷款(CLA)数据库显示，中国向非洲借款国的政府新增了11项贷款承诺，价值总额19亿美元，这一数额相比2019年下降了77%。自2016年以来中国对非洲贷款承诺就持续减少，这一趋势由于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

研究速递｜中国煤炭业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依赖煤炭经济，在200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中国煤炭行业规模巨大，分布较广，影响国家能源政策的制定，同时各种因素也影响着煤炭行业。随着中国不断努力地向低碳转型和能源转型方向发展，了解影响中国煤炭行业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因素至关重要。

研究速递｜中国海外投资清单（COFI）数据库 – 技术说明

中国领导层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生态环境部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旨在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追踪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数据对于了解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程度至关重要。

研究速递｜外资兴建的亚洲燃煤电厂排放清洁程度的研究

在过去 20 年中，发达经济体几乎没有增加新建的燃煤电厂，但亚洲国家的燃煤电厂数量仍在大幅增加。此间亚洲新增燃煤电厂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新增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的90%。外国投资者对亚洲煤电的投资规模超过 620 亿美元，在亚洲煤电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许多来自发达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外资兴建的燃煤电厂与亚洲国家本国的燃煤电厂相比，是否提供了更清洁的能源？

研究速递｜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煤炭和绿色能源政策现状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二十国集团 (G20) 作出了历史性的声明，承诺终止对海外燃煤电厂的融资。在2020 年的首届全球开发性银行峰会上，开发性金融机构（DFI）纷纷承诺使其融资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到今年的G20承诺为止，各国政府及开发性金融机构做出了众多重大的可持续融资承诺，全球开发性融资的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转型目标的巨大变化。

研究速递｜中国的全球能源力量：中国电力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估计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填补了当地电力部门的财政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因为单靠国家投资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中国曾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政府后来取消了监管障碍，调整了上网电价结构，放开的同时吸引私人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既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第二大来源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多样化的电力项目投资组合。 在一篇新的期刊文章中，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Zhongshu Li、GDP中心主任Kevin P. Gallagh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enise Mauzerall分析了中国海外电力投资在全球的空间和技术分布，并就中国燃煤电厂与非中国实体持有的电厂的污染强度进行了对比。截至2017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共投资了总计约1150亿美元的电力资产、总电站容量达81吉瓦。中国的投资主要存在于新兴经济体，以煤炭、天然气和水电为主。 主要发现： 中国企业的海外电力资产总计约1150亿美元, 总电站容量达81吉瓦，其中归中国公司所有的电站容量合59 吉瓦。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在海外电厂的加权平均持股比例约为73%。 虽然中国国内的电力结构，按容量计算，目前以煤炭为主（58%），但中国的海外投资组合十分多样化，与世界平均水平相似。中国的电力投资遍布全球，但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中国绝大部分投资用于煤炭（24.5吉瓦）、天然气（20.5吉瓦）和水电（18.1吉瓦），而风能（7.2吉瓦）和太阳能（3.1吉瓦）的份额则相对较小，但有上升潜力。 中国在海外对所有主要类型的发电资产都有投资，当地资源的可利用性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偏好，尤其是水电和煤电。 在新的绿地投资中，数据显示大部分中资电站采用的是超临界技术，比特定东道国通常使用的技术更高效。在并购方面，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的绝大部分燃煤并购都是亚临界的，并且往往比中国的同行拥有更少的空气污染控制技术。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为中国在全球电力市场的海外投资估计提供了技术和空间信息。中国从2003年开始投资海外电力项目，此后投资步伐不断加快。除对中国对外投资进行估计之外，研究者还建议考虑建立一套新的核算制度来跟踪此类投资，按发电厂外国投资的国籍统计碳排放。这将使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的碳足迹。反过来，这也将有助于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其二氧化碳排放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