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最后贷款人?中国互换额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变化中的国际金融架构
自成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上一直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为面临收支和宏观金融压力的国家提供融资。然而,在 21 世纪,国际救援贷款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经常以补充资金“共同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美国,已不再提供主权救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提供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当,并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大额国际收支贷款和外汇互换额度。
自成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上一直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为面临收支和宏观金融压力的国家提供融资。然而,在 21 世纪,国际救援贷款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经常以补充资金“共同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美国,已不再提供主权救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提供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当,并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大额国际收支贷款和外汇互换额度。
最新工作论文探讨了中国在创新政策融资方面的指导经济模式,为有关去风险化国家、新发展主义替代方案以及经济国策的讨论做出贡献。论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专门用于资助产业政策中以创新为核心部分的国有非银行金融渠道——政府引导基金,探索了相比于欧洲去风险化国家或像韩国等自由发展型国家所采用的政府风投工具,政府引导基金的独特之处。
中国海外贷款因其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而备受关注,但因其对主权债务的影响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然而,海外融资所涉及的机构和工具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迄今为止融资一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主导,但随着各种商业债权人参与度的不断提升,融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
外国直接投资经常被认为是中低收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增长的关键。然而,尽管外国投资大有可为,像哥伦比亚这样有能力迅速扩大太阳能规模的国家却仍面临着能源危机。为什么在有经验丰富的外国投资方的国家太阳能安装速度放缓,而在经验较少的国内企业所在的国家,安装速度却持续稳步增长?
2008~2019年间,拉美国家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借款1320亿美元,从世界银行借款 1550亿美元。自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已有20多个拉美国家加入了该倡议。此外,该地区也是美国官员在2021年宣布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之后访问的第一个地区。拉美国家在选择对外发展伙伴时有哪些潜在驱动因素,又如何在中美之间实现开发性金融的多样化呢?
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 25 吉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电装机容量的 15% 以上。尽管中国公司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电力行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但这些项目的价格和投资结果却不尽相同。这些项目的成果为何存在差异?非洲东道国如何通过行使自主权来影响中国资助发电项目的成果?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成立和2006年中非发展基金设立以来,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得到显著增长和深化。然而,中非日益深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讨论其构成、目标、性质及对非洲工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主题。
在一篇新的工作论文中,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和印度尼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开源建模工具,研究并量化了印度尼西亚一系列新建大型发电机组的初级PM2.5排放带来的直接死亡风险。他们使用 AERMOD并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气象场数据对污染物羽流进行建模,并对有和无有效排放控制的情景进行比较。
在全球南部经济复苏乏力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似乎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地区,基础设施供给被视为“不可错过的发展动力”。除制度原因外,有形基础设施在促进市场一体化和助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陷阱方面至关重要。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区域发展目标往往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相关联,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福利。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和建设方。中国的投资项目是否直接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当地的经济活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又是否产生了跨越区域边界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并不是全球唯一一个向新燃煤发电项目提供公共融资的国家。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发展融资机构在委托和融资目前仍运营的海外燃煤发电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电厂总装机容量超过39GW,且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新的工作论文分析指出,在此些地区的中国融资使得目前仍运营的燃煤发电厂占比相当大,同时电力市场受到高度监管,电力需求也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