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追逐太阳：全球南方太阳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外国直接投资经常被认为是中低收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增长的关键。然而，尽管外国投资大有可为，像哥伦比亚这样有能力迅速扩大太阳能规模的国家却仍面临着能源危机。为什么在有经验丰富的外国投资方的国家太阳能安装速度放缓，而在经验较少的国内企业所在的国家，安装速度却持续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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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中国经济关系与非洲低碳工业化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成立和2006年中非发展基金设立以来，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得到显著增长和深化。然而，中非日益深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讨论其构成、目标、性质及对非洲工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主题。
研究速递｜评估外国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
气候物理风险是指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理环境改变给经济社会系统带来的风险，其对包括外国资产或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内的全球各行业的设施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对于跨国公司是如何将这些风险纳入其海外投资决策环节中的研究却仍需补充。
研究速递｜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公报，2022年版
《中拉经济公报(2022年版)》为第七份年度报告，今年更是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加勒比地区。在公报中，Zara C. Albright, Rebecca Ray 和 Yudong (Nathan) Liu一起，总结并综合分析了中拉经济关系趋势，旨在为分析师和观察家们提供便利参考，以帮助他们在相关数据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了解中拉经济关系格局的持续变化。
研究速递｜外资兴建的亚洲燃煤电厂排放清洁程度的研究
在过去 20 年中，发达经济体几乎没有增加新建的燃煤电厂，但亚洲国家的燃煤电厂数量仍在大幅增加。此间亚洲新增燃煤电厂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新增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的90%。外国投资者对亚洲煤电的投资规模超过 620 亿美元，在亚洲煤电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许多来自发达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外资兴建的燃煤电厂与亚洲国家本国的燃煤电厂相比，是否提供了更清洁的能源？
研究速递｜中国的全球能源力量：中国电力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估计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填补了当地电力部门的财政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因为单靠国家投资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中国曾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政府后来取消了监管障碍，调整了上网电价结构，放开的同时吸引私人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既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第二大来源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多样化的电力项目投资组合。 在一篇新的期刊文章中，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Zhongshu Li、GDP中心主任Kevin P. Gallagh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enise Mauzerall分析了中国海外电力投资在全球的空间和技术分布，并就中国燃煤电厂与非中国实体持有的电厂的污染强度进行了对比。截至2017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共投资了总计约1150亿美元的电力资产、总电站容量达81吉瓦。中国的投资主要存在于新兴经济体，以煤炭、天然气和水电为主。 主要发现： 中国企业的海外电力资产总计约1150亿美元, 总电站容量达81吉瓦，其中归中国公司所有的电站容量合59 吉瓦。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在海外电厂的加权平均持股比例约为73%。 虽然中国国内的电力结构，按容量计算，目前以煤炭为主（58%），但中国的海外投资组合十分多样化，与世界平均水平相似。中国的电力投资遍布全球，但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中国绝大部分投资用于煤炭（24.5吉瓦）、天然气（20.5吉瓦）和水电（18.1吉瓦），而风能（7.2吉瓦）和太阳能（3.1吉瓦）的份额则相对较小，但有上升潜力。 中国在海外对所有主要类型的发电资产都有投资，当地资源的可利用性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偏好，尤其是水电和煤电。 在新的绿地投资中，数据显示大部分中资电站采用的是超临界技术，比特定东道国通常使用的技术更高效。在并购方面，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的绝大部分燃煤并购都是亚临界的，并且往往比中国的同行拥有更少的空气污染控制技术。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为中国在全球电力市场的海外投资估计提供了技术和空间信息。中国从2003年开始投资海外电力项目，此后投资步伐不断加快。除对中国对外投资进行估计之外，研究者还建议考虑建立一套新的核算制度来跟踪此类投资，按发电厂外国投资的国籍统计碳排放。这将使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的碳足迹。反过来，这也将有助于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其二氧化碳排放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