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非洲掌舵:东道国在中国资助非洲发电项目成果中的作用
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 25 吉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电装机容量的 15% 以上。尽管中国公司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电力行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但这些项目的价格和投资结果却不尽相同。这些项目的成果为何存在差异?非洲东道国如何通过行使自主权来影响中国资助发电项目的成果?
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 25 吉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电装机容量的 15% 以上。尽管中国公司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电力行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但这些项目的价格和投资结果却不尽相同。这些项目的成果为何存在差异?非洲东道国如何通过行使自主权来影响中国资助发电项目的成果?
过去一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下称“拉加地区”)政府有意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频繁对中国开展访问,讨论包括电信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链在内的重要新兴领域。与此同时,虽然技术含量较低的矿产和农产品仍是拉加地区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但在拉加地区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已表现出了更广泛的兴趣,包括在墨西哥投资汽车制造业、在南美投资能源业,以及在整个拉加地区投资交通运输业。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成立和2006年中非发展基金设立以来,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得到显著增长和深化。然而,中非日益深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讨论其构成、目标、性质及对非洲工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主题。
2015年7月,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其前身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自此,新开发银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里程碑,每一项成果都为精心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自新开发银行成立近十年以来以及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这一概念二十多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主导的新开发银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碳中和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促进能源从化石燃料的转型。然而,近年来,确定这些措施在实现《巴黎协定》和碳中和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评论》上发表的最新期刊文章中,齐晔(Ye Qi)、芦佳琪(Jiaqi Lu)和刘天乐(Tianle Liu)对全球向碳中和的能源转型进行了全面回顾,并介绍了脱碳指数(DCI),一个旨在衡量国家能源转型进展的创新指标。
由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开发性金融资源中心(SADC-DFRC)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中心(SACREEE)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当前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初步可行性资金尚不充足,无法支持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推广可再生能源并提高能源普及性。
在一篇新的工作论文中,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和印度尼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开源建模工具,研究并量化了印度尼西亚一系列新建大型发电机组的初级PM2.5排放带来的直接死亡风险。他们使用 AERMOD并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气象场数据对污染物羽流进行建模,并对有和无有效排放控制的情景进行比较。
在全球南部经济复苏乏力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似乎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地区,基础设施供给被视为“不可错过的发展动力”。除制度原因外,有形基础设施在促进市场一体化和助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陷阱方面至关重要。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区域发展目标往往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相关联,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福利。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和建设方。中国的投资项目是否直接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当地的经济活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又是否产生了跨越区域边界的空间溢出效应?
许多国家政府承诺不再在国内外新建燃煤电厂,然而通过使煤电机组提前永久性退役,才能实现最大的减排效果。尽管已有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DFIs)承诺不再向新的燃煤发电提供公共融资,然而,现有燃煤电厂的脱碳仍未得到足够重视。鉴于其优先发展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特殊职责,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诸如提前淘汰燃煤电厂等举措中发挥着独特的关键作用。此外,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优惠融资、承担高风险,完全有能力在逐步减少燃煤发电方面作出贡献。
由 Rebecca Ray 和 B. Alexander Simmons 撰写的新报告研究了108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调集外国资本的能力,并将这些与2030年的环境投资需求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正在发生的债务和发展危机严重阻碍了91个国家满足其必要的环境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