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评估资产管理公司在全球债务纾困中的潜能:发展融资机构的作用
截至2023年,超过60个国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认定为已处于或临近严重的债务困境。尽管债权人和国际社会不断努力,但要系统、有效地解决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困境和不良贷款难题,仍存在重大挑战。由 Ying Qian 撰写的新工作论文探讨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应对当前困境的可行方案。
截至2023年,超过60个国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认定为已处于或临近严重的债务困境。尽管债权人和国际社会不断努力,但要系统、有效地解决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困境和不良贷款难题,仍存在重大挑战。由 Ying Qian 撰写的新工作论文探讨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应对当前困境的可行方案。
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不断恶化,正在进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内的债务减免谈判不如预期。在诸多延缓债务谈判的问题之中(如国内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信息共享和债务承受能力),多边开发银行(MDBs)是否应参与债务减免尤其引发争议。由《促进绿色普惠性复苏的债务减免(DRGR)》项目发布的新报告阐明了多边开发银行应参与债务减免的原因,估算出了其应当承担的负担,并探讨了保持多边开发银行高信用等级的政策方案。
中国并不是全球唯一一个向新燃煤发电项目提供公共融资的国家。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发展融资机构在委托和融资目前仍运营的海外燃煤发电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电厂总装机容量超过39GW,且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新的工作论文分析指出,在此些地区的中国融资使得目前仍运营的燃煤发电厂占比相当大,同时电力市场受到高度监管,电力需求也迅速增长。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宣布,当前世界正处于关键时期,“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否则时不再来”。在本十年内,为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各国必须投入必要的资金。如果必要资金未能到位,世界将遭受严重后果,包括人员伤亡、生态和经济损失。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研究显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迅速、大幅地实现能源系统朝着可再生能源方向的转型,但需求和落地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在《国际发展比较研究》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发展融资机构(DFI)如何在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和两大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为世界各地的发电厂提供资金。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更新的2022年中国全球电力(China’s Global Power, CGP)数据库,揭示了全球推动脱碳背景下,对中国海外电力状况的新见解。
新冠疫情封控对能源行业造成冲击,其影响凸显于电力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从电力公共事业部门层面到地方、区域层面,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发展。鉴于这些制约因素,在债务困境时期,该如何为南共体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融资?
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海外能源融资(CGEF)数据库(2022年更新)显示,中国最活跃的两个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2021年并未提供新的海外能源开发性融资。这是自21世纪初以来记录显示中国首年未提供海外能源开发性融资。
随着近期对煤电项目的公共融资的结束,许多多边开发银行正在努力将其融资活动从其他化石燃料项目,包括天然气项目中转移出去。但在历史上,随着多边开发银行放弃某些类型的能源项目,中国却成为这些项目全球最大的公共融资国,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已成为海外水电和煤炭开发的最后贷方。
中国依赖煤炭经济,在200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中国煤炭行业规模巨大,分布较广,影响国家能源政策的制定,同时各种因素也影响着煤炭行业。随着中国不断努力地向低碳转型和能源转型方向发展,了解影响中国煤炭行业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因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