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资本外逃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稳定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作者：Justin Yifu Lin, Yan Wang

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三重危机：1）气候变化危机，表现为极端天气灾害；2）持续的俄乌战争，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暴涨；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特指一个国家的美元储备迅速外流，这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困境。

自2022年3月以来，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了第二轮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导致这些国家的外汇(FOREX)储备下降，本币贬值，且难以偿还以美元计算的贷款。

在2022年10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表达了对资本外逃及其严重后果的担忧，并指出多边开发银行（MDBs）和IMF自1990年代以来推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政策具有误导性，并要求MDBs和IMF做出更多努力。

Leonce Ndikumana和James K. Boyce在其最近发表的一本书中指出，在1970-2018年间，非洲大陆因资本外逃损失了2万亿美元。作者追踪了资本外逃的来源、渠道和目的地，揭示了其整体情况的复杂性，但与过早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不无关系，以及薄弱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监控进出口的伪报、洗钱、逃税和非法金融交易的流向 ，也使得非洲国家经常难以追踪这些资金的流出。

鉴于以上这种情况，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实践者必须提出棘手的问题。首先，促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谁应该对强力推行这些具有误导性的政策造成的恶果负责？

其次，当我们使用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IDS）数据研究非洲不断增加的债务问题时，我们发现多边开发银行（含世界银行）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债权人，占所有公共和公共担保（PPG）外债的32%。 如下图1所示，债券持有人占27%，双边债权人占28%，其中来自中国的不到一半（13%）。那么问题是，世界银行（特别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拒绝参与本轮债务减免的理由是什么？

图1:非洲外债分解图，按债权人类型分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外汇和金融危机时注入流动性，并且它们可以以较低的预算成本这样做。然而，尽管它们有能力，却缺乏这样做的意愿。

全球发展中心的Charles Kenny和其他人已经指出，全球经济在应对危机的集体能力方面远远不足。Kenny的分析表明，尽管当今世界面临 “多重危机“，但自2017年以来，世界银行的净贷款并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如下图2所示，事实上，其净贷款在2022财年已经下降，而国际货币基金的表现也没有好多少。这对于IMF和世界银行的股东国家来说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图2：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IDA）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减贫与增长信托基金（PRGT）的净贷出情况

鉴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2022年多重危机期间净贷款的顺周期下降，与股东的期望恰恰相反，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不参与当前债务减免工作的理由已被大大削弱。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化解此次资本外逃的危机？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四个步骤。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在2010年发布的工作人员报告和2022年更新的机构观点中提到，其过去关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政策建议是具有误导性的，在危机时期，各国可以合法地使用 “资本流动管理工具”。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国家这样做，尽管它们正在遭受大量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这加剧了一些（但不是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困境。因此，我们建议，受债务困扰的国家可以考虑使用这些“资本流动管理工具”。

第二，我们支持对世界银行的增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制度改革。我们支持Larry Summers的建议，即 “世界银行的股东们应当坚持一个金融愿景，在2024-34年的十年中实现2万亿美元的贷款。” 这里，对世行增资是有可能的，可以参考亚洲开发银行利用其亚洲开发基金（ADF）作为亚行的资本基础的案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利用特别提款权（SDRs）来迅速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无条件贷款，这些特别提款权是由中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给新的“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信托”（RST）设施的。及时采取行动对于这些机构履行作为 “最后的贷款人 “的职能至关重要。

第三，肩负着减少全球贫困的使命，世界银行应该参与到本轮债务重组中来，率先采用创新的方法，如，债务转 “类布雷迪 “债券、债务换取自然保护、债务转化为用于气候行动目标的资源，和“基于资产的再融资”。接下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便能效仿它们的模式，学习它们的经验。

第四，鉴于对用于解决多重危机的债务重组和气候融资的迫切需求，我们呼吁在2023年再增加8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的配额，并在此后定期增加。新一轮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应有别于上一轮分配，专注于发展和促进绿色能源的投资。

2022年12月8日至9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中国黄山会见了六个主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总裁Kristalina Georgieva和世界银行集团总裁David Malpass。这对于中国表达自己的关切，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来说，是一个最佳的场合。会议之后，一个新的“主权债务重组平台”正在组建的过程中，我们期待这一平台的讨论能有积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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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Yifu Lin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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